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中小微企業量大面廣，安全管理現狀難以“破冰”，隱患大量存在，事故易發、多發，與安全監管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凸顯，成為橫亙在浙江持續發展道路上的一塊“心病”。

面對難題，浙江省結合實際，創新安全治理舉措。2013年以來，我省堅守“安全紅線”，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中小微企業安全生產“無人管、不會管、管不好”的難題，初步構建了以“企業購買服務”為主，“政府購買服務”、“園區企業協作”、“行業片組互助”和“保險機構參與管理”等為輔的多層次、多模式的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

“安全生產工作必須主動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新常態。”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華宣奎說，“推行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關鍵是發揮市場機制，堅持‘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社會參與、企業自主’原則，引導推動社會各方，尤其是第三方專業安全技術服務機構參與安全生產工作，以此推進全省安全生產治理體系改革創新，走實走好安全生產‘最后一公里’。”

路在何方？——洞察“癥結”尋找“良方”

以中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既是浙江省經濟的活力源泉和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安全生產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近年來，我省中小微企業事故每年都占到工礦商貿企業死亡事故的80%以上。中小微企業安全風險高，客觀上主要表現為：作業方式落后，作業場所簡陋，勞動人員密集，設施設備陳舊、老化，管理水平差；人員綜合素質低；流動頻繁，管理難度大。主觀上主要表現為：企業安全投入不足，安全基礎薄弱；企業安全責任體系不健全，安全管理團隊缺乏，安全生產“不會管、管不好”；教育培訓不到位，從業人員安全意識淡薄，安全知識和安全技能匱乏。特別是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開關型”企業、多責任主體作業場所，使中小微企業的安全生產狀況更趨復雜。

“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的原因有多方面，其根本原因與企業的發展‘基因’緊密相關。”華宣奎認為，浙江的中小微企業起于自給自足式的家庭作坊，成長于粗放式經濟發展時期，絕大多數企業游離于現代化工業大生產的體系之外，企業管理理念落后，管理能力低下，與現代化工業生產的要求差距懸殊。另一方面，中小微企業大都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值低，利潤微薄，對成本投入錙銖必較、能省則省，部分企業甚至抱著僥幸心理，長期以犧牲安全投入為代價獲取利潤，企業主動開展安全生產管理的意愿較低。

華宣奎表示，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監管模式和強調政府層面的外部督促推動，都無法直接轉化為安全管理能力，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小微企業安全生產問題。綜觀國外安全生產工作的先進經驗，政府監管僅是整個安全生產管理體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靠社會化服務機構進行約束，督促企業履行主體責任，提升安全生產管理水平。

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機構作為市場機制下細分出的第三方服務組織，具有其他組織無法比擬的專業、技術、人才、經驗優勢，通過各種形式的安全服務，將法律法規、標準的規定和政府的監管要求轉變為企業全面、準確、深入的安全管理行為，在企業與政府間架起一座通暢的橋梁。

自2013年起，杭州、寧波、紹興等地首先在危化品、礦山等高危行業探索嘗試安全生產服務外包工作，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借助中介機構力量，積極發揮專家作用，為企業提供個性化、專業化、組織化的安全生產有償服務，彌補了安全專業技術力量的不足，形成了社會化服務的雛形。

2014年初，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強安全生產促進安全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大力培育安全生產中介市場，鼓勵安全生產專業服務機構和專家提供安全評價、技術咨詢、科學論證、法律援助等服務”，為各地推動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隨著安全生產社會化、市場化服務模式所帶來安全效益的日益顯現，企業、政府與社會的認同度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企業、中介機構、社會組織參與到其中。

為加強對這項工作的統籌指導，2014年10月，省安監局制定下發《關于推進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對社會化服務的基本原則、主要形式、對象范圍以及保障措施都提出了原則性的指導意見。全省各地把推進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加強組織領導，積極開展試點，并將工作績效納入安全生產評價考核，有力推動了社會化服務工作在基層的全面開展。

路在腳下——探索多元化服務模式

安全生產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政府職能從“大包大攬”的全能型向“依法監管”的有限型轉變，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安全生產工作，激發政府監管體系、社會組織體系與市場主體的活力，實現政府監管和社會服務、企業管理的良性互動。

近年來，浙江省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逐步由高危企業集聚的開發區向小微企業集中的縣區延伸。發揮市場機制，積極引入社會各方力量，我省將社會化服務從“政府買單、企業受益”的形式逐步向企業自主購買服務拓展，并與標準化、網格化、誠信機制建設等融合推進，形成了多種形式的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模式。

企業購買服務模式

企業將隱患排查治理等重點工作，委托給專業服務機構，并與其簽訂安全生產服務合同，專業服務機構為企業提供有償服務。寧海縣開展了隱患外包服務，沒有隱患排查專業能力或自愿將安全隱患排查服務外包的小微企業，委托安全服務機構，定期對企業的安全生產狀況、生產作業現場和設備設施等進行事故隱患把脈會診，指導企業及時整改隱患，并對排查出的事故隱患，按照事故隱患的等級進行登記，建立事故隱患信息檔案。

寧海縣隱患外包服務每月收費僅為100元，比企業雇用專職安全員的成本低不少，企業積極性很高。實施安全生產隱患外包服務后，隱患排查治理明顯加快。目前，寧海已有3240多家小微企業委托中介機構完成了首次全面隱患排查，有近800家企業委托中介機構每月開展常態化隱患排查，至今已排查并整改安全隱患6.4萬余項，有效解決了一大批突出事故隱患。

衢州市積極探索電氣安全隱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的有機結合，引進專業技術服務公司，推進企業開展“智慧用電”服務工作。目前，從最初的造紙、竹木加工行業推廣到大型商場、娛樂場所、服裝行業、網吧、機械加工、礦山、加油站，全市“智慧用電”安全服務已廣泛應用于各行業領域。

政府購買服務模式

由政府出資，委托專業服務機構，或聘請安全專家為政府部門開展安全監管提供技術支撐。寧波市鎮海區每年出資200萬元，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模式從安全生產第三方技術服務機構聘請專業技術人員，通過政府出資、合同招標、區安監局授權的方式，從安全生產中介機構優選10名專業技術人員組建全職化專業檢查員隊伍。為企業開展監督性檢查，指導企業整改隱患，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嘉善縣天凝鎮與安全中介服務機構簽訂服務協議，制定專業服務工作協作方案，針對危化、印染、勞動密集型等35家重點企業開展“點對點”服務，協助鎮安監站對重點企業進行有效監管。

三方聯動模式

由政府制定服務標準，企業自主與專業服務機構簽訂服務合同，出資購買專業化服務，政府給予適當補助。東陽市探索小微企業安全托管，由政府制定建章立制、人員培訓、設備設施管理、隱患排查治理、應急能力建設服務內容和標準，由小微企業向有資質的安全生產管理中介機構購買服務，簽訂安全生產托管協議，再由中介機構全權負責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安全托管的企業每家費用1至2萬元不等，市財政給予每家企業5000元補助。目前，東陽市已有600多家小微企業參與安全托管，116家紅木加工企業簽訂了長期托管協議。

行業片組互助模式

將同一區域或某一行業的企業，組成若干個管理單元或協作組，定期組織開展交流、研討以及企業自查等活動。義烏市將用電隱患治理、用電安全培訓外包給具備專業技術力量的電工協會，政府給予財政補助，推動用電安全治理的市場化，全面消除了當地老舊房屋、廠區的用電隱患。目前，義烏電工協會共幫助2.4萬家次中小企業解決了用電安全問題，對21萬間木結構房屋進行了線路改造，為544戶低保戶實施了用電改造，更換了7條老街的電力線路，還參與了網吧、中小旅館等經營場所的電力線路整治工作。

杭州市拱墅區發揮道路運輸行業協會的組織優勢和自治作用，協會統一組織全區86家道路運輸企業公開招標，開展工程車運輸安全管理服務外包工作。寧波市江北區創建了“行業片組安全互幫互促”機制，每月在企業間開展安全專家技術輔導、各組員交叉互查、企業安管員交流學習安全管理經驗等活動，已累計組織開展安全片組活動290余次，形成了“行業自律、企業主體、專家服務、互學共進”安全管理模式。

除了以上模式外，我省的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類型還包括園區協作模式、保險機構參與管理模式等。寧波市大榭開發區實行“區域協作”模式，以區域核心企業為龍頭，企業、政府多方參與，統籌協調區域企業生產組織、安全管理和應急處置聯動，由點及面提升區域整體安全管理水平。寧波市鄞州區積極嘗試安全生產商業保險，通過保險公司參與投保企業的事故預防、風險管理等工作，促進企業主體責任的落實……

截至2015年底，全省參與社會化服務的從業單位已超過2萬家，社會化服務體系已初具規模，一道安全生產社會共治的風景正逐步形成并不斷擴大。

路在前方——開創安全生產社會共治新格局

我省通過政府引導和第三方力量引入，安全生產治理方式從原來單一的“政府督促、企業整改”轉變為“政府監管、中介服務、企業落實”的閉環模式。改變了政府對安全生產“大包大攬”的方式，彌補了政府監管力量和能力的不足，提升了安全生產社會化治理水平。

“今天當老板，明天睡地板”,這是浙江省企業家對安全生產事故教訓的總結。然而，現實中，一邊是企業安全基礎薄弱、員工安全意識淡薄、安全隱患突出，一邊卻是企業自身安全管理能力薄弱，“有心無力”。錢要花得值，安全要管得好，安全生產社會化無疑為企業送去了“及時雨”。

“噴涂車間易燃物多，應把白熾燈換成防爆燈；消防過道兩側堆放的鐵藝件，高度不能超過2米……”日前，中介機構派遣的“安全管家”楊文杰又來到寧波為富工藝品有限公司“現場挑刺”，企業主王為富不怒反喜：“有你盯著，我放心多了！” 在寧波，已有1萬多家小微工業企業聘請社會專業力量參與安全生產監管，涉及隱患排查、高危企業“體檢”、現場培訓等內容，石化等15個重點行業實現了第三方安全監管全覆蓋。

從被動管理到主動尋求安全服務，企業的角色和理念正在無形中改變。東陽市于2014年3月在巍山鎮、湖溪鎮的19家小微企業開展安全托管試點，在短時間內改變了現場管理混亂的現狀，一大批隱患及時得到整改，員工培訓教育后安全意識增強。

周邊企業看到安全生產托管的成效后，紛紛主動接觸中介服務機構要求托管。御勤軒紅木加工廠老板蔣燮斌主動上門簽訂托管協議。“托管最大的好處就是少走彎路，節省了不少錢。”蔣燮斌說，“中介機構電氣設備安裝、防塵設備購買、噴漆房改造上給我很多很好的建議，如果他們不幫忙，肯定要花不少冤枉錢。”

企業的主動參與，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引導和推動，另一方面是企業對安全生產責任的依法落實。我省在推進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中，始終明確企業主體責任不動搖。“安全生產責任主體始終是企業，社會化服務是企業落實責任主體的技術支撐，是提升本質安全水平的有效補充，扮演的是‘補缺’的角色。”華宣奎表示，無論企業采取哪種方式獲得社會化服務，其安全生產主體責任都不得轉移到中介機構身上，不能由中介機構“一包了事”。

著眼長遠發展，完善配套機制。企業參與社會化服務的積極性顯著增強，政府的管理、規范和服務等舉措也緊跟而上。安全生產服務信息平臺、社會化服務培訓、服務機構服務質量考核辦法等相配套的一系列舉措正全力推進。

社會化服務機構的數量和質量好壞是決定社會化服務工作成敗的關鍵因素。我省放開、放活社會化服務市場，除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資質資格許可外，對其他安全生產服務機構一律不設資質準入門檻。因地制宜，不斷培育壯大“貼近市場、廉價優質”草根型安全生產專業服務機構。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通過政府補貼等引導市場主體發展，依托大型企業、協會，培育服務主體，促進區域、行業企業提升安全管理主動性。

依托現代信息技術，省安監局開發建設了全省統一的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信息平臺和專家庫，加速信息交流，推動服務需求和市場資源的免費共享對接，解決了供需信息不對稱問題，實現服務需求和服務資源的融通共享。

建立健全服務供給的考核評價、懲戒淘汰機制，制定執業條件、執業范圍及收費標準等配套制度，進一步規范服務提供方及從業人員的執業行為。加強誠信管理，嚴格專業服務機構監管，依法查處違法違規服務行為。

日前，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建議，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了省安監局關于推進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以更大的力度和更明確的要求，在全省全面推行此項工作。下一步，我省將進一步突出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的全面性，按照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的要求，抓住安全生產工作的主要環節，全面開展專業技術、安全管理、安全宣傳、教育培訓等專業服務。力爭到2020年，基本形成體系健全、服務規范、運轉高效的安全生產專業服務市場，全省安全生產服務產業得到充足發展，安全生產社會化治理水平顯著提升；培育一批具有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的安全生產服務示范單位，培養一批高水平的安全生產專業化服務隊伍，為全社會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高質量的安全服務。